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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沃尔夫冈·蒙森翻译:阎克文《东方历史评论》微信公众号: ohistory1920年6月14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因感染大流感而去世。 韦伯去世100年之际，我们选择了德国学者沃尔夫冈·蒙森写的《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一书的一部分。 马克斯·韦伯被他时代的政治问题深深地吸引住了 他的许多世代希望他成为实际的政治家，本人也期待着这一点 他所有的学术工作，特别是他为知识正直和学术客观性而从事的无休止的斗争，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看作是越来越强的努力:与现代政治问题保持距离，获得内在的自由。 这样看来，政治不仅有眼前的实际政治，也有更大意义上的政治，在他的生活和终身工作中，都处于核心地位 事实上，在他人生的前几个阶段也是一样的 可以说马克斯·韦伯一生下来就投入了政治 政治是他父亲的职业 这个人的父亲是柏林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也是该市民族自由党的重要成员 城市政治是他的直接利害关系，但他的政治活动远远超出了它的范围 过去，老马克斯·韦伯是德国国会的议员 上世纪80年代，他甚至加入了民族自由党的中央委员会 当然，更重要的是他作为普鲁士下院民族自由党代表团成员的活动。 老韦伯不属于该党领导层的核心社团，但他是极有影响力的党务组织者和协调员 他与民族自由党的大佬们关系密切，本尼西森( bennigsen )、米迦勒( miquel )、卡普( kapp )、普鲁士财务大臣霍布里希特( hobrecht )、埃迪( aegidi )、冯·西贝尔( von sybel 小时候的韦伯必须在父亲那里旁听频繁的政治讨论，并且通过个人的注意，了解了德国自由主义的概况 韦伯意外地听到父亲嘀咕日常的政治事业。 成人韦伯斯特对德国自由主义历史的惊人熟悉程度应该与近几年的耳朵接触密切相关。 不足为奇。 韦伯最初接受了从父母那里听到的政治观点。 他最初政治的迅速发展也仅限于他父亲代表的温和的民族自由主义倾向 之后，马克斯·韦伯首先承认了民族自由党的子孙。 关于他父亲的政治观点，我们不太了解 年轻时马克斯·韦伯接近自由主义保守派集团，曾经是《普鲁士周刊》( preusisches wochenblatt )、莫里茨·奥古斯特·冯·贝特曼·霍尔韦格( Moritz August von Beth Mann Holl ) 在这群威廉一世对“新纪元”的期待破灭后，老韦伯斯特依然忠实于他的自由主义保守派观点 他最初的政治地位是1862年3月17日组成的所谓“立宪党”( konstitutionellen partei )的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 作为宪法纷争中自由派和俾斯麦积怨的结果，老韦伯斯特多少向左旋转了一点 他与政治同道、历史学家赫尔曼·鲍姆加滕( hermann baumgarten )结成的一生友谊，就是从那个时期开始的 其德皇(威廉一世( william Ⅰ，1797—1888 )、普鲁士王( 1861—1888 )、德意志帝国皇帝( 1871—1888 ) ——译者注)即位后，老韦伯斯特加入民族自由党阵营，是以实用主义态度接受妥协的一步，完全符合他以前的角度 他交往了许多自由派政治家，在后者和俾斯麦的合作期限结束后，放弃了帝国宪法向自由主义发展的希望，致力于维持现有成果。 他成为本尼·西森的支持者，抵抗这种批评和克里特周围反俾斯麦集团的脱离行动，因此倾向于留下来的少数派左翼 他对俾斯麦的民族自由党的反感很遗憾，但他支持了最重要的俾斯麦政策路线 他坚决反对自由派左翼的消极政治。 但是，他也像很多自由派的朋友一样，痛恨“俾斯麦要破坏周围能干的独立力量”，这也是儿子的想法。 和民族自由党的很多人一样，他绝对与选举权的主张格格不入 尽管如此，老韦伯的气质决定了他不是天生的政治家 就像他儿子后来表现的一样，他也不是本能的斗士 他的政治行为有炫耀的特征，而且容易满足 根据玛丽安·韦伯的说明，“是典型的资产阶级，靠自己的喜悦生活” 马克斯·韦伯年轻时就讨厌这种生活习惯，多年后，这种厌恶引起了他和父亲的激烈争吵 政治洞察力不足以支持韦伯父亲的政治活动。 因为作为政治家，他的第一经验行业是财政和行政管理，关注的不是长期的重大政治问题，而是日常的实际问题 在普鲁士下院预算委员会中发挥了多年的重要作用 之后，1894年，在德国国会预算委员会民族自由党代表的职位上，老马克斯·韦伯卷入了与普鲁士大学负责事务的普鲁士文化部高级官员阿尔特霍夫( althoff )的冲突中，因人事政策上的战略政治手段而声名狼借 阿尔特霍夫试图在柏林大学新设政治经济学教授职位，因此得到了民族自由党的支持 老韦伯也为了在柏林大学担任讲师的儿子马克斯的学术未来参与了冲突，但很快意识到自己被开除了，也许是儿子的力量辞去了委员会秘书一职。 1882年初，马克斯·韦伯才18岁，第一次离开父母时就在外面。 韦伯斯特上了海德堡大学，学习了法律、国民经济学、历史和哲学。 尽管由此摆脱了柏林家充满政治空气的直接影响，他还是继续分享父亲的政治观点 当然，政治还是附带的有趣 这时的马克斯·韦伯，有趣的是集中在所有学术行业，他听了一门叫肯尼斯( knies )的经济学历史学派主要代言人的课，根据贝克尔( bekker )的罗曼史法和克诺·费舍尔( kuno fischer ) 他也很喜欢埃德曼·施多夫研究生班的历史课程，在那里专心于16、17世纪的问题 韦伯斯特在海德堡的第一学期，在那里学习的大表哥奥托·鲍姆加滕( otto baumgarten )的讨论中，引起了对神学问题的认真有趣。 此外，韦伯还阅读了排名( ranke )的《日耳曼-拉丁民族史》和《现代史学家批判》( Kritikneuerengeschichtschreiber ) 另外，我也读过萨维尼( savigny )、叶林( jhering )、施莫拉( schmoller )，但我认为施莫拉不是以前自己相信的坚定的国家社会主义者 海德堡大学阿勒曼尼亚人兄弟互助会的酒会对他也没有太大影响 韦伯第二学期加入了兄弟会，所以后悔了 他父亲的政治老伙伴与历史学家赫尔曼·鲍姆加滕( hermann baumgarten )的交往对韦伯斯特政治的迅速发展更为重要 韦伯和鲍姆加滕一家有婚姻关系，韦伯的父亲在鲍姆加滕家第一次遇到了妻子 1882年圣灵降临节假期，奥托·鲍姆加滕第一次带表弟去斯特拉斯堡 这次停留标志着密切个人联系的开始，这对韦伯很重要 过年，他总是去斯特拉斯堡 他在那里履行了一年志愿兵的军事义务，期间他频繁出入那个历史学家的宅邸 韦伯成为年老孤独的历史学家的政治知己 鲍姆加滕特别喜欢和这位侄子就整体德国的政治进程和具体问题开诚布公地谈话 马克斯·韦伯确实是个出色的说话人，他对日常政治事态的见解令人吃惊 他在斯特拉斯堡给父母的信中生动地谈论了与阿姨的政治讨论 1884年秋天转学到柏林后，也与斯特拉斯堡的历史学家保持着密切的关系 尽管后来在柏林教书多年，马克斯·韦伯还是频繁地和他联系，但没那么频繁 20世纪80年代末期，从柏林注意的角度继续向鲍姆·加滕报告他对重大政治事务的看法。 鲍加滕是个热情的男人，48岁时，由于其革命失败和官方检查员的冲突，放弃了记者的职业，成为了历史学家，但他继续密切关注政治。 直到1866年他还是俾斯麦政策的坚定反对派，后来成为俾斯麦的支持者，但与俾斯麦时代的许多民族自由党不同，他从未放弃过自由主义的宪政信念 在德国对自由主义有名的“自我批评”中，他不是完全放弃理想主义政治，而是敦促自由派从60年来的教条主义中解放出来。 他认为建立德国民族国家是极其重要的德国政治目标，“国家统一、国家权力、国家独立”是“最高的政治目标，是一切现代繁荣的基础和开始”。 但是，他与那个时代的许多自由派不同，没有准备好满足从1870年到1871年实现的目标。 他为这个民族感到骄傲的是，它受到必须服从道德自制和民族净化的要求的信念的支配 他在1871年热烈支持俾斯麦，但看到德国自由主义在一系列决策性的国内问题上失败，他成了该首相的反对派 像特奥多尔·蒙森( theodor mommsen )，他对19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德国政治进程感到越来越疑问和痛苦。 鲍加滕批评了那位伟大首相的“凯撒式煽动行为”，批评他折磨中间力量，激化了社会民主党和教皇党 俾斯麦的凯撒统治被认为是在1866年引入选举权的 俾斯麦本人后来承认，将选举权“投入坩埚”是对抗奥地利“最强大的民主主义计谋”的战略动向。 鲍加滕担心，这种方法会带来破坏性的结果，不仅是受到选举权威胁的“国家”，“我们的整个文化”也会使大众在所有问题上陷入原始的权力本能。 鲍姆加滕猛烈批评俾斯麦在文化斗争中采用的手段 他不能接受俾斯麦的行动是为了政治权利，完全不顾虔诚新教的感情这一事实 因此，文化斗争的方法具有欺骗性，必然不会有结果 根据阿尔萨斯-洛林边界地区的直接注意，他对政府的政治路线发出了越来越尖锐的反对声音 他担心国内弥漫的盲目服从的气氛，特别是年轻一代之间的影响 伴随这种气氛的是政治评价力的危险衰退 鲍姆加滕痛苦地指出19世纪60年代德国人的政治不成熟，但这时说话更尖锐，更频繁 鲍加滕本人与普鲁士意气相投，但并不片面重视普鲁士在德国编年史中的权重，他努力不忽视南德以前的传人 在特赖奇克对《德国史》(该第二卷于1883年出版)的激烈谴责中，鲍姆加滕表明了对政治形势的批判态度。 作为历史学家和政治家的远程演讲，把政治倾向拟人化，非常害怕鲍姆加滕 他相信，特赖奇克的著作表现出狭隘的普鲁士沙文主义性质，陶醉于帝国的现状，放弃了所有更深刻的宪政理想。 鲍加腾认为特赖奇克没有谦虚的心，以傲慢偏执的民族感情伤害了其他民族 鲍加腾在与特赖奇克的争吵中，由于罕见的苛刻姿态，他疏远了所有的朋友，最终也包括他的老伙伴亨利·希冯·西贝尔( heinrich von sybel )。 博格滕强烈影响了青年韦伯斯特的政治观点 当然，对于他夸张的看法，韦伯斯特不打算引用自己的意见 他在鲍姆加滕和阴郁悲观见解的持续对质中迅速发展了自己的观点 但是，鲍姆加滕确实摆脱了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偏狭民族自由党的观念，展现了俾斯麦体制的内在弱点 韦伯斯特从来不赞同鲍姆加滕伟大的首相个体及其政策的尖锐批评，但受到了这位老人对许多重要问题的评价 特别是，关于俾斯麦政策的凯撒式煽动主义性质，明确了与鲍姆加滕的看法一致 例如，韦伯当时指责“俾斯麦式君主政治的危险礼物:选举权，这是所有人在这句话最真实意义上最纯粹的平等死亡”，但他不同意老人悲观主义的看法。 也就是说，实行选举权的不仅是国家，也是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活。 对韦伯斯特后来政治的迅速发展来说特别重要的是鲍姆·加滕指出了俾斯麦的统治对这个民族政治评价力的结果 鲍加滕预言“这个人后面会留下大麻烦吧”，但实际上对韦伯来说似乎太悲观了。 正如他在1888年给鲍姆加滕的信中所说，他长期不相信“行政机器和我们政治信仰的灵魂会崩溃”。 即使“君主的统治不能冲击最近的未来”。 但是鲍姆·加滕辛辣地评论了韦伯不加年轻一代那样的思考盲从，韦伯敏感地认识到他这一代确实谈不上政治成熟 他自己可以不让柏林的同学们那样天真的俾斯麦崇拜，但他也尊重这个天才的政治家 为什么俾斯麦总是质疑“他自己激发了党派精神，破坏了“国民好感之源””，但悲哀的是，受到了沉迷俾斯麦的同学们的一贯谴责。 赫尔曼·鲍姆加滕韦伯先生担心他的一代人对政治问题不感兴趣。 “我这一代真的很惊人。 他们关心的事件，和反犹太主义的沈沥一下子……或者只是认为模仿《原来的俾斯麦》的意义重大”。 “他看到哪个政治不成熟的同学们在‘特赖奇克的课上语言颠倒时味道会爆发……狂欢’，其实是在释放紧张感。 我确信他与俾斯麦崇拜、反犹太主义、天真无邪密切相关 他这一代的“最不可思议”特征是“像本世纪历史一样奇怪的无知” 特赖奇克对受过教育的德国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产生了有害影响，韦伯斯特拜拜鲍姆加滕的后尘，远离了那个大历史学家 他不倾向于像鲍姆·加滕那样全面服从否定的判决，认为色雷斯没有充分遵守学术客观性标准 当然，韦伯不能忽视他火山通常本能喷出的魔力。 他认识到特赖奇克的片面性背后有着有名的真正热情和伟大人格的严肃性 他读过特赖奇克的诗作寄给赫尔曼·鲍姆加滕。 因为他发现“里面的真挚理想主义是很多方面不幸的人犯了最多的错误也不会失去”。 ……如果他说讲台上臭名昭著的影响是不幸的”，他在鲍姆加滕写道:“那首先是听众的(错误的)……”。 俾斯麦也是一回事。 国民知道他最需要的时候怎么对待他，怎么好好利用。 他们给了他信任。 这是他应该得到的---他们必须从一开始就理解它。 现在太晚了 我这一代人如此崇尚军国主义和所谓“现实主义”文化的怪物，轻视不求助于人的邪恶品质，特别是粗野残忍的——实现目标的努力。 而且，大多数情况下是非常刺耳的偏执看法，与别人的观点作斗争的兴奋，从深入人心的成就感引起了对今天所谓的“现实政治”的偏爱。 这些不是他们从特赖克奇的教程中得到的。 韦伯特别抵制色雷斯使政治和学术一体化的方法 那时，他开始有强烈反对学者们进行任何煽动和预言的意识 当然，他可能会承认人们“在这些过度的党派热情和偏见中……从事伟大而热情的理想框架的追求”，但这实际上是“他在无视结果，为寻求真理作出必要的真诚而认真的努力” 但是，特赖奇克对韦伯斯特政治观点的影响不可低估 韦伯在柏林的时候，你可能至少听过两次崔西的课。 其中一次教“国家和教会”。 这是关于政治的有名演说。 被特赖奇克论述国家性质时处于核心地位的大国的理想是，把民族国家提高到政治标准的高度，贬低小国和寡民的生活，这都只是韦伯斯特自己以后的政治思想中的某种程度上的一切。 崔西积极支持雄心勃勃的帝国主义海外扩张政策，认为给韦伯的印象特别深刻 韦伯斯特在弗莱堡的就职演说中要求德国采取自己的世界政策很可能与特雷克的影响有直接关系 但是，据我们现在所知，韦伯斯特不接受所有特赖奇克的帝国主义目标，也没有对特赖奇克式帝国主义这样典型的反英偏见 马克斯·韦伯在柏林学习期间，还不知道有多少其他教师影响了他政治的迅速发展。 韦伯斯特自己提到了格尼斯特( gneist )、埃迪( aegidi )、阿道夫·瓦格纳( adolf wagner )，但他们的影响可能不太大。 韦伯斯特对学术政治化的倾向感到不安，避免接受其影响。 另外，到了柏林后，韦伯很快就开始逃课，喜欢呆在家里看大量的书。 他迷上了自己的专业很有趣，所以脱离了政治，从黄金施密特( goldschmidt )那里学习了商法。 他的学位论文是围绕中世纪商业会历史的功夫。 他关于迈森( meitzen )进行的农业史研究，同样属于完全不政治的行业 除了布鲁纳( brunner )和贝尔( beseler )的课程外，马克斯·韦伯还修了指示克( gierke )的课程，指示克对之后政治观点的影响与胡戈·普雷斯( hugo preuss )的影响相比 马克斯·韦伯反对所有“有机的”法律和社会理论，即使是最温和的形式。他也反对祁克和他们结合的理论，但他承认祁克的理论作为法律史上的伟大成就是重要的 在那期间韦伯斯特的信中，只有一处聚焦于鲁道夫·冯·根内斯特。 据说赞美韦伯斯特的德国宪法和普鲁士行政法的教程在文案和形式上都是“真正的杰作”。 此外，这位法学家偶尔评论现代政治问题，称他喜欢“严格的自由派观点”。 他作为自由主义国家法的律师，有着狂热的文化斗争信念，可能对马克斯·韦伯也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加内斯特肯定还让韦伯斯特观察到了普鲁士东部各省这样引人注目的家长制自治团体( Patriarchalischenselbstverwaltingsorgane )的特征。 这与德国西部各省普遍城市化环境条件大不相同 另外，格林威治家的比较法学方法论在韦伯斯特之后的法律社会学研究中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重要的 但是，韦伯不赞同格奈斯特这样的自治制优于议会制的主张，之后确定采取了相反的角度 韦伯斯特认为，单纯的地方性或全国性行政与追求权力事业的政治，两者的优劣简直是云泥之差。 光靠好的行政是不能实现这个伟大民族的全球政治目标的 因此，只有赫尔曼·鲍姆加滕对学生时代的韦伯产生了意味深长的影响。 但是鲍姆·加滕没有深刻影响韦伯斯特在具体政治事态中的角度 在这个行业，马克斯·韦伯经常和充满悲观情绪的忘年之交明显对立 鲍加滕用同样的方法提醒韦伯注意政治，同时刻板地认为那是自己唯一的秘诀。 特别明显，对政治领导人的成长和国民政治评价力的熏陶，他们俩有共同的看法，认为这是所有政治现象的根本问题 他们正在研究政治制度的性质和被统治者政治成熟度之间的相互作用 例如，在那个有名的“自我批评”中，鲍姆加滕把1862年到1866年宪法纷争中德国自由主义的失败和自由派不现实的教条主义政策一起，在政治熏陶的缺乏和德国资产阶级各阶层诞生了没有才能的政治家 他强调了这种局面的历史原因 和特奥多尔·蒙森一样，呼吁结交做“终身政治工作”的人，在贵族阶层中寻找这样的人。 如果这些层实际上是空的，那是因为“真正的政治生涯不是资产阶级秩序的特征”。 马克斯·韦伯也主张德国社会结构大部分群体的政治不成熟，可见是由于俾斯麦统治的影响 他极为关注政治领导人的问题，反对以前流传的自由主义功绩大体上强调了职业政治家作为现代大规模民主政治中政治权力载体的重要性。 鲍姆加滕、俾斯麦和德国自由主义未来的热烈讨论和柏林同学们之间多方面的政治讨论，韦伯斯特从批判的角度看待父母家的民族自由党以前传来的，对有点重大的政治问题形成独立的角度 当然，即使在初期阶段，他独立进行的政治评价也并不令人吃惊，他在《反社会党人法》问题上的角度大致是最清楚的说明 他父亲和鲍姆·加滕都认为这是必要的邪恶，但韦伯斯特在1884年开始怀疑这一措施。 “我有时相信每个人都有比其他一切都平等的权利。 那是因为比起把一部分人关进牢房，堵住所有人的嘴更好。 《反社会党人法》显然侵犯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自由主义，引起了韦伯斯特的正义感 他声称他注意到社会民主党的角度和领导层正在彻底变化。 这虽然当时并不是正确的注意，但最终表现出对社会民主党的温和评价，摆脱了资产阶级的焦虑感，后来成为韦伯斯特特有的态度 本文认可了《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第一章《青年韦伯政治的迅速发展》，(德)沃尔夫冈·蒙森着，阎克文译，中信出版集团，选年。 换句话说，韦伯斯特也违背理想或放弃，几乎不赞成符合实际的现实政治。 他在文化斗争期间毫不犹豫地重复了自由主义的角度，但和鲍姆·加滕一样，他支持为自己的利益而斗争，而不是将其作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 当俾斯麦在1887年再次打折文化斗争的法律时，马克斯·韦伯声称，一些民族自由党现在接受了这个事实。 唯一的“政治”目标是需要反天主教的行动。 尽管其客观条件已经不存在，“不发出这样的声音的‘和平’很悲伤。 无论如何，这是承认不义，严重的不义，但现在人们说。 如果那在我们看来确实不是良心的问题，而是方便的方法，我们真的是以表面理由亵渎天主教人民的良心——正如天主教徒断言的那样。 ……因此，我们的行为没有良心，我们是道德失败者。 这是失败带来的最严重的问题，因为它妨碍了我们不能继续为获胜而必要的斗争 “马克斯·韦伯也一般服从父亲左翼自由主义的角度 他不满进步党对财政和军事改革的消极态度 在1887年，如果进步党能软化反对财政改革的绝对顽固的态度，他就讨论说“那是难以置信的明智”。 他也不赞同进步党和80年代那样非常温和的殖民地政策的对立态度 他希望讨论有关帝国国际地位的所有问题，排除党派偏见 因此，他痛感将预算案和欧根里希特领导下的进步党反复混入国内政治的挑衅性争吵中，坚持出现的斗争结果。 这些斗争为俾斯麦用国家主义的甜言蜜语解散德国议会提供了借口 之后，他比任何人都严厉地谴责俾斯麦把预算案的问题推到国内政治斗争的风口上 俾斯麦的政策是“把军事问题作为武器来处理不愉快的反对党”，但实际上把这些问题变成了形式，“把通俗易懂、直接的预算问题推到国内权力斗争的风口上，严重损害了军队的利益，但俾斯麦有很大的利益。 “马克斯·韦伯认为进步党的政策纯粹是教条主义。 他判断进步党没有能力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因此，他不知道进步党的未来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果。 自由派普遍抱有弗里德里希王储的政府将国内政策引入自由主义轨道的希望，鲍姆·加滕和韦伯的父亲也同样抱有希望，但韦伯相信这是胡说八道 德国政党政治的现状决不能为另一个“自由主义时代”提供框架 自由主义支离破碎的坏情况事实上完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韦伯斯特鄙视这个王位继承人面前的进步党的“奴性”投机 他给赫尔曼·鲍姆加滕写信说:“我必须完全否定这些人还能有建设性的政治行动。 否则会引起自由主义的永久分裂，而且自由主义会对充满大脑成见的狂热煽动家和盲目的俾斯麦信徒造成损害。 但是，我们还必须意想不到地等待曾经的团结因素从左翼产生，回到建设性的合作” 我知道韦伯并不重视民族自由党 他最初在鲍姆加滕。 后者在80年代接近了进步党。 我在那里为他们辩护，但我认识到民族自由党越来越迟钝了。 特别是70年代在本尼西森，之后其他优秀的民族自由党领导人退出政坛后。 他对他们越来越背离自由主义从以前流传下来的情况感到不满，其自给自足的状态使他们变成了单纯的国内政治现状辩护人 1887年，第二次法案通过，文化斗争结束时，他指责民族自由党“尽可能顺从地享受……‘我们拥有的东西’”，批评他们不要考虑不明的未来问题而自己烦恼。 1885年观察到“该党能否再次赢得普遍信任是值得怀疑的” 人的记忆不可靠，谁也不记得这个党做了什么 “韦伯也不相信民族自由党如果不与进步党合作，对未来会有什么生气。 因此，进步党走下坡路会损害民族自由党。 到80年代末，韦伯对德国自由主义的未来极为悲观。 他哀叹德国政党政治的“整体颓废”，最后担心左右两翼的激进政党交替与中央党结盟支配德国的政治舞台，事实表明这个预言是正确的 原标题:《青年马克斯·韦伯和他的时代》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