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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7日,全国两会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范徐丽泰会后被媒体追访。 东方ic 图
2月的香港,因为一场暴力袭警的闹剧,人们把眼球聚焦到旺角街头。从去年3月的“反水客”事情到今年2月的“旺角暴乱”,香港社会的不平静给了人们越来越多追问,作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立法会前主席的范徐丽泰也无疑成为那个常常被追问的人——比如,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期间的香港团开放日当日,代表相继离场之后,她被媒体“牢牢”围堵在会场的一角。
“范太,对于这起暴乱事情你如何看?”面对这个近来经常抛给她的问题,范徐丽泰在接受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时也给出了答案:“暴乱让香港社会的撕裂更进一步,对整件事‘我很痛心很遗憾’。”
对旺角暴乱“我很痛心很遗憾”
北青报:这次全国“两会”召开之前,发生在香港旺角的暴乱事情也引起不小关注。不知道您如何看待这起暴乱事情的影响?
范徐丽泰(以下简称“范”):对于这个事情,我立刻想到的就是它破坏了香港法治社会的国际形象。这个对香港是很不好的,因为我们需要的是文明、包容的大都会形象。
世界上各地的公司都考虑来港成立企业,因为他们觉得香港法治好,专业人才够,政府清廉,效率高。如果他们要想走进大陆的话,香港是一个好的起点。可是现在发生了暴乱,居然在毫无理由的情况下产生了这么暴力的行为,无可不使地影响外来投资者的观感,影响游客的选择。我们内地游客的数目一路在下降,他们选择到邻近的日本、韩国去等等。和之前的“占中”等行为相比,这次的暴乱事情演变到了另外一个层次,是完全的暴力。
在国家快速发展的关键时刻,香港发生暴乱,让社会的撕裂更进一步,所以对整件事件我是很痛心很遗憾。
北青报:事情的参与者都是什么人?我们也观察到,有不少年轻人走上街头。
范:在旺角暴乱的过程里面,现场忽然之间就出现了不少自制的盾牌、尖的竹竿等,信息里也有报道,有货车运这些东西到旺角的街头去。试想,如果没有组织,这些货车如何会运物资过去?谁在后面组织?
其中一个煽动这次暴乱的年轻人,他事后就躲起来了,结果警察在一个公屋单位内找到他,还在这单位内发现港币53万的现金。住公屋的居民,通常是收入少的,这个单位内为什么会存放着这么多现地金?要来干吗?这些都是问题。所以令人很自然地就想到,是不是后面有人在支持他们?甚至在煽动、组织他们?
这一次的暴乱,看到在网络上有不断公开呼吁下,大多数人都去了旺角,成了暴乱的参与者。网上反政府、“港独”的言论很多,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整天看着网上信息的年轻人,就有一种想法,以为这个才是正路,要改变就这样做。其实我们看到警察抓到的,除了一点是年轻的大学生之外,其他大部分抓到的青年人都是没有职业的。一个年轻人在香港——一个就业率这么高的地方,他竟没有职业,他的不满情绪你是可以想象的,所以很容易被人家煽动,被利用。
年轻人求改变却走错了路
北青报:事情背后反映的深层次问题是什么?
范:有的年轻人觉得没有前途,在香港升迁的机会有限,内地的市场他又不熟悉,不知道如何进入内地市场,薪水收入也不能在几年内买到房子。
以前的青年人觉得有很多机会,只要努力就可以上去,就可以安居乐业,现在的年轻人就觉得机会很少,所以就不满现实。可是他们基本知识有限,又涉世未深。所以就以为类似“占中”“暴乱”的行为是一条路,其实他们要求的是改变,改变现状,可是改成什么样子,却很模糊,只有“口号”,欠缺实质。这个就是背后的问题。
我觉得他们也是给人家误导的。回归以来,香港青年人对历史或国家现状的了解都非常缺乏。有的青年人的中国历史感、国家观念很微薄,所以才会叫出哪些“港独”的口号。如果客观地去看,这些需求第一是不可能,第二就是害自己。所以我希望做点事,让年轻人可以多了解一些关于国家的现实的情况,这样想出来的东西不会太脱离现实。
要从城市管理立场反思“反水客”事情
北青报:去年的这个时候,香港社会似乎也不平静。多次发生的“反水客”行为加剧了两地之间的隔阂,对“水客”的矛头也指向了不少普通到港游客。什么原因导致港人这种激烈反应?
范:为什么香港的居民这么厌恶“水客”?在香港拥挤,繁忙的地区,尤其在新界地区,他们摊放在地上的货物占据了公共通道。比如一个新界居民,赶港铁上班,没办法走过去,他们(水客)阻塞了道路,居民迟到的话,老板不会原谅的。所以居民心里面就很厌恶,这个是很自然的,换了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这样。可是问题是,为什么港铁没有去管理这条信道?是不是应该保证普通居民上班下班道路畅通?所以这也是管理上不到位。
对比“水货客”,香港政府是有统计数字的,六成是香港人。通常市民没有这个概念的,自然地以为他们都是大陆人,“一签多行”,内地人拿了货回去,来回多次,运水货就赚钱。
这之后,“自由行”政策做出调整(向深圳市居民签发赴香港“一签多行”签注,改为签发“一周一行”),但是水客里面原本有六成是香港人,按照基本法规定香港人有出入境的自由,所以“水客”里面香港人的比例反而上升了。
从“反水客”开始,所谓的“本土主义”就开始名扬了。为什么我说他们是所谓的“本土主义”?因为“本土主义”原本是指留存自己的文化、语言及特色。现在的这种则是排外的,不想外人来,觉得外来人抢了我的资源,抢了我的机会。
北青报:如果从经济层面考虑,带来的负面影响有那些?
范:实际上长时间被损害好处的就是哪些店铺,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旺角店铺的收入会受到影响。另外,游客是有选择范围的,不来香港,到日本、到韩国去,造成做游客生意的人生计困难。其实最受害的是我们住在香港的人,激烈的“反水客”行为等等造成了社会上的不安宁,香港整体经济快速发展被影响。
这些不理性、毫无拆析能力导致的愚昧行为实际上就害了香港。他们中有的人就说,“为了要改变,大家都要牺牲”。牺牲的是别人的好处,影响的是普通香港人安居乐业的权利。
港区人大代表不单单只关注香港
北青报:作为来自香港特区的全国人大代表,您对履职的理解是什么?
范:港区人大代表也是全国人大代表的一分子,从业方面首要是审议一点法律、议案或报告。由于我们不在内地生活,对于报告里有的东西的了解未必全面和深入。另外,港区人大代表,每一年都会到内地的省份调研视察。视察后会向该省份回馈意见,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呈交报告,常委会办公厅会将报告提交国务院。
北青报:这些调研,有没有令您印象非常深刻的?
范:比如之前我们去过广西,蔗糖是他们首要的农业产品。当全世界的糖价向下滑,农民就增产不增收。我们觉得蔗糖也是一个涉及粮食安全的问题,如果任由广西的糖业式微,形成我国的糖依赖外来供给,就给人家随意提价的空间。因为此港区人大代表团提了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已得到有关方面积极响应。
北青报:在您的注意之中,今年来京参会的港区人大代表,需求首要集中在那些方面?
范:首先,香港的代表很多时候并不是单单只看香港的,比如对国家生态、环保、食品安全、股票市场的动态等都很在乎,也提了不少意见。当然,我们非常在乎香港在“十三五”里面能够怎么参与,怎样利用香港本身的特长作贡献,共享国家将来五年的快速发展红利。很多代表在这些方面也提了建议。比如说香港在法律上跟国际是比较接轨的,也有很多法律专业人才。有代表就提出来,是不是应该在香港设立一个学院,利用香港在这方面的特点,收录内地的法律人才,专门培训海事、物流等方面的律师,配合“一带一路”和“十三五”期间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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