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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国内在新型冠状病毒流行期间极端的排外民族主义迅速崛起，迅速发展成政治交易。 图为去年4月13日，在印度孟买，等待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检查。 新华社图
作为一场全球性的大流行疾病，新冠疫情（covid-19）的蔓延大大超越了以往任何一次流行病的扩张范围，它带来的人员伤亡、经济崩溃、边界关闭以及其他影响，都在不断刷新人们对风险社会的想象，新冠病毒的传递也在实践另一种“全球化”的统治之路。
面对疫情，各国政府和社会的应对措施已经并将持续深刻地影响世界。我们看到，就在疫情引起的新一轮逆全球化的表面之下和边缘之外，民族主义的政治异动正在挑战西方世界的秩序。注意人士指出，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主义兴起可能会成为病毒大流行和各国应对措施的后果。
这场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的政治异动具有那些典型表现？其产生的时代背景是什么？根源何在？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流行病与对特定种族群体的污名化
过去两个世纪里，民族主义已经快速发展为世界各国各地区引人瞩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实践形式，成为民族国家社会的重要特征。
民族主义是一种可塑性极强的狭隘的意识形态，它更看重一个国家或种群的成员身份。民族主义者认为世界是由国家和民族构成的，国家是社会和政治组织的自然单位。但民族主义的快速发展往往又是高度两极化和分裂的，因为它经常与否认其他政治角度合法性的民粹主义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其蒙上了一层威权主义色彩。在这种政治气氛中，民族主义的极端化倾向很容易被合理化，而新冠疫情期间，这种快速发展趋势与流行病联系在了一起。
在世界民族主义的政治实践中，始终存在一种极端化意识形态，就是将流行病与对特定种族群体的污名化联系在一起。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纳粹德国的反犹太言论，纳粹德国将犹太人比作影响德意志民族身体的疾病。这种污名化行径在纳粹赋予犹太人非人类地位和为犹太人无辜被虐杀的行为辩护等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八十多年过去，新冠疫情的全球流行使这一幕再次重演。当全世界的观察力所有集中在怎么更好地遏制病毒的传递这一紧迫问题上时，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者却别有用心地制造与病毒关联的政治构陷，制造对特定民族、种族、宗教的污名化和迫害。在这场意外危机中，阻击病毒成为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者制造事端的绝佳借口。
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
我们看到，印度国内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极端排外民族主义迅猛抬头，并快速发展成为一场政治异动，这种状况非常值得警惕，它是威权主义和极端排外民族主义相结合的结果。
印度的执政党印度人民党利用这场意想不到的危机制造民族冲突，为其宗教迫害辩护，并伺机加速这种迫害。随着疫情在印度蔓延，人民党内部的极端排外民族主义者以防控新冠病毒疫情为掩护，大肆推广该党长时间一再的印度教民族主义（hindutva），即反穆斯林的意识形态。印度教民族主义是印度人民党宣扬的一种基于“印度神圣的祖国只属于印度教徒”的政治意识形态，它“用印度教价值观定义了印度文化，排斥印度其他宗教和种族文化”。
随着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在印度的显著增长，总理莫迪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严厉的封锁，他和幕僚将病毒传递政治化，制造了穆斯林民族是病毒的携带者和传递者的一系列话语，并通过三个阶段把穆斯林塑造成印度的国家敌人。
第一阶段是把病毒传递归咎于印度的穆斯林人口，制造新冠病毒是由伊斯兰传教组织塔布里·扎马特（tablighi jamaat）的成员传递的谣言。
谣言首先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中广泛传递，而当印度官方机构纵容这些谣言并以实际行动赋予其合法性后，这些谣言遂成为政治构陷的依据。年3月31日，德里警方出具了一份对比塔布里·扎马特创始人曾孙、该组织总部所在地的现任负责人、印度穆斯林学者莫拉纳·萨阿德·康德劳维（maulana saad kandhlawi）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警方根据《流行病法》和《印度刑法》对这位负责人和其他六人提起指控，理由是他们故意违反政府为遏制病毒大流行而发布的封锁指令。4月2日，印度内政部将塔布里·扎马特成员中的非印度人列入黑名单，禁止他们从事扎马特的活动。卫生部长哈什·瓦尔丹（hashish walden）直接将病毒的扩散归因于穆斯林人口的携带与传递。
第二个阶段是通过煽动性的政治言论妖魔化穆斯林。
人民党领导人在社会交往媒体和其他公开场合展开有对比性的攻击。例如，德里人民党领导人卡米尔·米什拉（kamil mishra）在推特上制造煽动性舆论:“塔布里·扎马特人开始向医生和其他医护人员吐痰！很明显，他们的目标是用新冠病毒感染尽量多的人并杀死他们！”
政府机构的构陷加上政治领导人的煽动性言辞，制造出一种恐惧和偏执的环境，这种环境极易激发对被构建的敌人实施象征性和身体上的暴力，为第三阶段铺平了道路。此时，暴力的幽灵已经扩大到整个国家，暴力实施的对象涵盖了全部穆斯林。
疫情期间，无辜穆斯林遭遇暴力的事情在印度比比皆是。4月5日，印度一名22岁的穆斯林男子遭到村里其他人的毒打，并被录下来发布在社会交往媒体上。同一天，来自另一个村庄的37岁穆斯林男子因不堪忍受村民指控他携带并传递新冠病毒而上吊自杀，尽管就在几小时前，这名男子的病毒检测结果被证实为阴性。同样悲惨的还有一位来自旁遮普邦的穆斯林妇女，4月10日，她在当地一家医院轮班后开车回家，途中她的车被一群男人包围，她被强行拉出来，遭到咒骂、殴打和性侵犯。
这三起案件让人们看到，在新冠病毒的掩护下，印度教民族主义不再是一套停留在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想象中的仪式化文案，而是很快快速发展成为一种暴力思想，进而转变为暴力行为。尤为令人不安的是，这种暴力行为不是由印度人民党官方力量，而是由普通公民实施。
欧美国家的排外民族主义
疫情期间除了印度人民党挑起的反穆斯林浪潮之外，欧美国家的极右翼党派也不约而同推出了对比有色人种和移民的排外的民族主义政策。极右翼政客们为了转嫁国内压力和矛盾，为有色人种和移民贴上“病毒携带者”的标签，在本已严峻的环境中制造出一种深深的不信任和仇恨的氛围。
在美国，抗击疫情的紧急条例授权国土安所有可以在不经过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将非法和无证移民送回原籍国。与极右翼政客的言语诽谤遥相呼应的是，美国国内对比华裔的种族主义歧视事情也大大增加，仅仅年3 月19 日至4月1日短短两周内，美国的一个在线报告就记录了1135例。
在欧洲，德国的德国新选择党（afd）和奥地利的自由党（fpo）等极右翼政党把新冠病毒传递与所谓的移民威胁联系在一起，并要求采取专门对比移民的镇压措施。在匈牙利，总理维克多·欧尔班也声称新冠病毒的传递与移民有关。虽然他的政府没有提供任何证据说明两者之间存在联系，但他依然下令出台了非常严格的移民隔离制度。
民族主义政治异动还表现在阴谋论的空前活跃。一般在政治动员中，恐惧是一种强大而危险的动力。我们看到，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利用这次新冠病毒大流行传递恐惧和阴谋论，从5g技术传递病毒，到认为这种病毒只是政府阴谋的烟幕弹等，各种匪夷所思的谣言一直在流传，这些谣言是通过与极右激进组织活动人士有联系的4chan 和8chan 这样的社会交往媒体展开传递的，目的是制造混乱和无政府状态。尽管这些社会交往媒体首要被较小的、相对边缘的激进团体所采用，但谣言已广泛传递，并受到极右翼和民粹主义政客和政党的重视。
我们有理由怀疑，全球将在短期内看到一个与疫情息息关联的“新冠民族主义”（coronationalism）在一点国家出现，它由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极右翼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白人至上主义和宗教原教旨主义混杂而成。
疫情期间民族主义异动的逆全球化背景
如果说新冠疫情是民族主义政治异动的导火索，那么波及世界的逆全球化潮流则是民族主义涌动的深刻背景。
全球化是西方新自由主义话语，它将全球范围内不受约束的市场作为实现资本主义繁荣承诺的关键要素。全球化涉及人员、新闻、货币和产品的流动，这些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增加，使国际商业得以繁荣。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整个第三世界的结构调整和1991年苏联模式崩溃的刺激下，全球化以惊人的速度扩散，它的意义不仅仅是重塑市场，还在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能够利用其国内力量，对外输出新自由主义思想和政治文化等文案。
然而全球化也带来了一点意想不到的后果，使其成为潜在破坏资本主义自身的结构性因素。这些后果包含了全球变暖、第六次物种灭绝和海洋污染等与环境正义对立的风险，以及经济快速发展不平等加深等体现强国霸权的文案，导致抗议之声不绝于耳。
在资本主义核心地带之内，各种政治动员频繁涌现，全球范围内的，有反wto 运动、“占领华尔街”运动、“阿拉伯之春”运动、“欧盟反紧缩运动”等。在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中，各种青年抗议活动也经常占据全球信息的头条。
全球化核心国家美国和历史更悠久的欧盟成员国，也在经历以前传下来的权力中心——社会民主党和主流保守派——日益失去影响很大的过程。年的美国大选和年的英国大选结果就是对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打击，也是逆全球化的显著政治事情。
特朗普和约翰逊的伙伴关系不是由亲市场的智库和以前传下来媒体催生的，而是出于他们对各自国家经济和政治影响很大减弱的本能反应。他们将全球化认定为根本性矛盾，并将民族主义描述为处理方案，将经济、政治和军事监控跨境流动相结合，以促进白人国家的经济好处。美国当前日益严厉的移民控制和驱逐，反对环境倡议和对全球变暖的质疑，昭示出逆全球化和极端排外民族主义的抬头。约翰逊的英国退欧计划有着类似的共鸣，它由重新树立国家壁垒，回到英帝国统治时期，以及“让英国再次强大”的渴望所支撑。
与此并且，大数据算法的兴起使个体隐私、共识、真相遭受瓦解，西方党派和好处集团为政治和经济好处而操纵新闻、事实和个体观点，也在加剧意识形态分裂，破坏共同政治角度。这些都导致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分歧越来越大，种族优越感、仇外心理日益合法化，对任何“异族”的日常化排斥以及有组织的暴力行为都在增加。
可以看到，全球民粹主义领导人都使用了非常相似的策略。除英美外，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印度总理莫迪、巴西总统博索纳罗、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这些领导人都反对全球主义，支持有利于其选民的民族主义政策。更多的政治竞选结果表明，世界各地的极右翼政党在主流选民中变得越来越受欢迎，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及其政治主流化意味着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思想在多个国家变得更加广泛和被社会接受。
新冠疫情在西方世界暴发后，极端排外的民族主义者认为，资本和劳动力的全球化造成了花费品和人员的全球流动，是导致新冠病毒在北大西洋两岸蔓延的最首要因素之一。这导致支持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力量和声音显著上升，民粹主义反弹，全球化力量和声音被显著压制。民粹主义政客纷纷呼吁关闭边境，并声称他们长时间强调的关闭边境是正确的。民族主义政策的支持者们更是强硬表态：“当全球化本身使我们面临如此严重的风险时，追求全球主义（即便是一种理想）还有什么意义”
虽然关闭边境可能是暂时的，但出于各种动机，一点措施的截止期限遥遥无期，重新开放边境和恢复全球交通可能还需要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不难推测出，除疫情控制之外的其他考虑往往都与排外的民族主义政策紧密相连。这一切都会导致逆全球化的趋势加深，国家至上主义也将大大削弱全球治理和合作的实效。
疫情期间民族主义异动的根源
由此我们得到一个比较清晰的评估，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的不平等和极端排外民族主义相互构建，从根本上形成了新冠病毒疫情中政治异动的根源。
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的结构性不平等是造成新冠疫情期间政治异动的根源之一。由于新自由主义倡导全球化，对利润的追求使发达国家不太可能为大流行病制定计划，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疫情在全世界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在美国，食品服务领域的供应链断裂导致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浪费，新鲜牛奶被倒进排水沟冲走，蔬菜被埋进了地里。疫情并且暴露了奉行新自由主义政府的不负责任，例如放任整个工业部门特别是机械工程领域的衰落，直接导致疫情期间，甚至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包括呼吸机和个体防护装备在内的关键医疗设备出现严重短缺。
在逆全球化过程中，西方国家政府不同程度实施了紧缩政策，使原本严峻的疫情形势雪上加霜。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和削减公共医疗保健、公共卫生和社会资金的支出等措施在多个欧洲国家十分普遍，这使欧洲从新冠疫情中迅速复苏的可能性因素变得更加多而杂。
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制度（nhs）遭受了多年的紧缩，在经历了包括削减价钱、缩小规模、重组、准私有化、外包和劳动力临时工化的过程后，公共卫生系统非常薄弱；意大利是欧洲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国家，卫生保健的区域化和国民保健服务的私有化大大推迟了该国政府使用强有力措施遏制疫情的时间；西班牙公共服务基金的大幅削减是欧盟15国中最严重的，该国医疗服务状况分化严重，破坏了抗疫所需的全社会团结。
美国私人付费服务体系制度的致命弱点，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冲击下更是显露无遗。在美国，几乎有3000万人没有任何医疗保险，另有2700万人的医疗保险覆盖面极其不足。缺乏社会保障的一个指标是绝大多数的工人没有病假，这意味着如果他们由于生病不能从业，就获得不了任何收入或财政援助（不管是雇主提供还是公共保障支出）。因为此，大多数人抗议停工，拒绝停止从业，这也是为什么多个感染新冠病毒的美国人继续从业从而感染他人的原因。
种族资本主义将传染病流行与特定民族挂钩，成为疫情期间极端排外民族主义躁动并导致政治异动的根源之二。
将流行病归罪于移民或少数民族的方法早已屡见不鲜。1918年，西班牙流感暴发，在两年内导致全球1700万到1亿人死亡，当普通民众遭受这种致命疾病的折磨时，欧洲和美洲的政客们却试图把责任归咎于德国人，说是德国人在他们的实验室里“制造”了这种病毒。
美国历史上的流行病暴发也都会串通着对特定民族的污名化。1892年爆发的斑疹伤寒和霍乱被归咎于到来自东欧的俄罗斯犹太移民；1900年唐人街社区发现的淋巴腺鼠疫被认为是从一艘香港游船运输过来的，结果檀香山唐人街被夷为平地，排华歧视一度登峰造极；1918 年芝加哥流感流行期间，种族主义者指责疾病的传递是黑人居民造成的。
结语:危机后的政治修复与社会重建
西方研究者深刻认知到：“如果要处理资本主义结构性问题，就必需处理其结构性要素中所包含的资源不平等问题，首先要客观评价全部人口（族群、宗教团体），其次是承认和纠正历史上的不公正现象，最后是放弃短视的公司行为，根据需要提供资源配置。”
这启示我们，为遏制新冠病毒传递、拯救生命，至关重要的是以强有力的公共政策和社会公平为支撑点推动政治经济的重建。病毒没有国界，那种“让你的邻居生病”的做法只会弄巧成拙，使情况更为恶化，而以仇外、排外为特征的民族主义极端化政治操作作为风险转嫁的策略同样也是不可持续的。
新冠病毒的“全球化”之路造成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危机状况，就连两次世界大战也无法与之匹敌。疫情几乎并且封锁了世界上相当一部分人口，众多国家边境被迫关闭，这是一种独特的全球共同经历。但“敌人”绝不是某一个国家或民族，也绝无可能在单一民族国家范围内对付这一世纪性病毒。
从目前来看，世界将导向“新冠民族主义”还是全球团结尚不清楚，也无法确定预测后疫情时代的世界政治格局，然而已有的全球抗疫经验告诉我们，充满偏见的政党政策和单边外交只会恶化抗疫形势，重建疫情中的世界仍然需要不断呼吁在决定中加强对政治多边主义的承诺，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并指向更富有成效的跨国团结与合作。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要点项目“当代民粹主义思潮最新快速发展动态及其社会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6azd034）的阶段性成果。原题“新冠疫情期间世界民族主义的政治异动”，原载《国际论坛》年第5期。由作者进行了大量删节，具体技术细节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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