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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创业浪潮中崛起的年轻一代创业者，尽管受到了更完整的现代教育、先进技术和创新思维的洗礼，但在与老一代创业者的思维碰撞中，却暴露出价值体系的困惑、对规则的漠视和集体合作精神的缺失，这让人们怀疑这样的“后浪潮”能否将“前浪潮”推向沙滩。
这是我看了浙江卫视的创业真人秀《我是创始人》后的直接感受。一直被指责诡计多端的王思明在第三个项目的恢复阶段为自己辩护。"难道创始人不该有阴谋吗？"我认为这在中国是必须的。王思明回避了中国社会和商业环境的特殊性，将中国式的阴谋和手段运用到商业竞争中。这个借口听起来很复杂。
王思明的做事方式一直备受争议，他在年轻的创始人中也很有代表性。事实上，许多年轻企业家，尤其是互联网企业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他们认同以硅谷企业为代表的西方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另一方面，他们把“中国特色”的行为作为商场的生存法则。这种矛盾的存在恰恰反映了青年企业家价值体系的混乱。
与董明珠、张亮等老一辈企业家相比，后朗团队成员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他们的问题有更深层次的因素，不仅仅是缺乏简单的商战经验。在我看来，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价值体系的混乱
创业的过程是困难的，这主要是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企业家很容易形成一种不择手段的价值观来实现他们的目标，而这些手段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往往是可耻的。在《我是创始人》中，后朗团队信奉一种“企业家的达尔文主义”。在他们看来，用一些必要的不光彩的手段来赢得竞争是理所当然的，即“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我并不因为自己不光彩的手段而感到羞愧，而是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价值观让我想起了我们的邻居日本。美国学者曾将日本文化定义为“羞耻文化”。在日本，许多人会因为自己的利益而冒犯他人，并且有强烈的羞耻感。
最接近我们的例子是去年中国人在日本拒绝乘坐出租车。得知这一事件后，出租车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认为这是公司运营历史上的一大污点和耻辱。随后，三名高层管理人员前来道歉，三次鞠躬90度请求乘客原谅，并加强对公司所有员工的服务意识教育，以确保此类事情不再发生。由此可见，日本企业深受耻感文化的影响。
日本的耻感文化源于中国，宋代理学家朱·曾说:“人若有耻感，必有过失”，这一论断很好地解释了这一问题。“做点什么，不要做点什么”，我认为这是一套适用于企业家的正确价值观。遗憾的是，在“我是创始人”节目中，后朗团队的表现让人觉得年轻的企业家们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赢得了比赛。
在第二个项目中，后朗团队试图利用垄断使前朗团队在采购商品时无法完成任务。在第四个节目中，后朗队以拉一组红包的形式进行不正当竞争，甚至在对手掌握证据时也予以否认。显然，后朗团队将这些不光彩的行为视为必要的竞争手段，显然可以“做错事”，但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我们不得不承认，“适者生存”的达尔文主义对青年企业家有着深刻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青年企业家的指导原则，但他们在生存的过程中似乎失去了更多的东西。
规则意识薄弱
在融入国际贸易体系的过程中，中国企业多次被指责不遵守国际贸易准则，而是“不按常理出牌”，以自己的方式发展商业贸易。然而，随着中国逐渐融入国际贸易体系，这种指责越来越少，老一辈企业家在与国际企业的合作和竞争过程中逐渐建立起强烈的规则意识。然而，在年轻企业家中，无视规则的现象依然存在。
后朗团队的黄欢在第四个节目中做了一个惊人的演讲:“创始人就是要打破规则，建立规则。如果你不能打破规则，你将创造一个屁业！”显然，对于像黄欢这样的企业家来说，规则还不够有约束力。在她看来，规则和创新是对立的两面。事实上，任何创新都应该在遵守规则的前提下进行。泸州老窖董事长张亮用了一句话作为评论:“红灯打不开。”
后朗队对规则缺乏认识，在节目中有很多表现，不遵守规则有各种借口。除了黄欢的“创新”理论，我记得另一个团队成员认为创业非常困难。首先，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生存下来，如果我们能做出一些不寻常的举动来生存。我认为正是这种逻辑破坏了中国的创业环境，甚至整个商业环境。相反，不遵守规则的企业家利用商业环境的恶化作为他们不当行为的借口。
如果为了创新和生存而打破规则，那么当所有企业都不遵守规则时，可以想象商业环境将会更加糟糕。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谈论创新和生存？
集体主义的崩溃
长期以来，中国企业过分强调集体意识，个人能力被压抑，个性被抹杀，在集体中是螺旋式生存。在现代企业管理哲学和西方文化的影响下，它很快进入了一个高度尊重个性的时代。然而，长期压抑后的人格集中释放，导致我们走向集体主义的反面，集体主义彻底崩溃，个人特征过于鲜明，进而以自我为中心，反对任何集体主义和权威。
与前浪队明显的集体分工和合作不同，后浪队的所有队员都有鲜明的个性和自己的观点，所以他们往往不听别人的意见，每个人都把自己视为权威。黄欢指责王思明“过于傲慢”，而王思明则认为黄欢过于以自我为中心，不尊重他人的意见。王海川根本不听工作人员的命令，完全无视队长的存在，而且阅读任务卡超越了他的权限。在恢复投票时，几个成员互相指责，推卸责任。各种表现反映出后朗队整体缺乏必要的集体意识。
当每个人都把自己视为权威时，集体或团队的概念就站不住脚了。这也是前郎队多次批评后郎队不团结的原因。
逻辑思维的创始人罗振宇曾提出“u盘生存”的概念。他认为现代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技能，他们可以在不进入公司或组织的情况下很好地生存。这让工作场所的许多人觉得他们可以在任何有技能的公司生存，如果他们在公司不开心，他们可以随时离开。我认为罗振宇提出的这个概念是集体主义的进一步瓦解，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年轻人的生存困境，但站在企业发展的高度不是一件好事。
后朗团队成员是各自企业的最高决策者。他们的管理能力和工作能力可能会让他们认为自己在任何组织中都有一席之地。然而，当该u盘插入后朗团队的计算机时，发现它与其他“u盘”冲突且不兼容。过于鲜明的个人特征使这个暂时组织起来的集体完全失去了它的运作效率。
集体化管理模式显然不再适合今天的企业。然而，如果个人的力量受到过分的尊重，集体和权威遭到反对，企业显然将处于一种无序和混乱的状态。
人类社会的遗产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人类社会，在不应该谈论人情的时候谈论人情是中国社会许多问题的症结所在。商业运作也是如此。
董明珠曾经谈过自己的亲身经历。她的哥哥打电话给她，说一个商人请他帮忙买一些货物。董明珠没有帮助他的兄弟，而是在半个月的时间里阻止了那个商人的货物。她哥哥后来写了一封信，说他要和他分手。由于这一事件，董明珠曾被指控“与六名亲属断绝关系”。
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意识到董明珠并没有被六个亲戚所否认，我们也已经意识到在企业中谈论人情的危害，中国已经开始逐渐淡化人情社会的色彩。遗憾的是，后朗团队在《我是创始人》中的表现再次显示了人类社会的影子。
在投票环节中，王海川以不容置疑的语气冒昧地说，她想保护女性，也就是说，她不能让女选手出局。王小川坐在休息室里，听着说:“真是一团糟。”显然，王海川是在保护王思明，即使这纯粹是为了保护妇女。如果经营中出现亏损，谁有过错谁就应该承担责任，并按规定走出去。在这个时候，不顾原则地谈论人情对其他员工和企业是不公平的。
一直不和的黄欢和王思明达成共识，互不投票，另外两人也没有投票给女选手，因为王海川提前宣布了。结果，无辜的卢庚戌成了人类感情的受害者。我认为这不是意外伤害的问题，而是恶作剧的问题。如果当时后朗团队的这些成员是董明珠，我相信格力今天不会在这里。
急功近利，缺乏远见
不久前，我和一个卖音响设备的朋友聊天。他说，一些德国品牌在做工上确实能感受到一种“工匠精神”。正是因为对细节的一丝不苟，品牌的声誉才得以实现，但同时，由于生产能力不足，也不可能获得更大的利润。一些品牌后来被中国企业收购，并立即降低到大规模生产。最终，虽然他们在短时间内赚了钱，但他们的品牌声誉被摧毁了。
中国企业家往往目光短浅，渴望快速成功和立竿见影的效益，他们最初的目标很明确。然而，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由于眼前利益的吸引，他们逐渐偏离目标。这也反映在《我是创始人》中。第三阶段的任务目标很明确，那就是宣传漆雕的艺术，而后郎队在现场直播中载歌载舞。尽管它很受欢迎，但它忘记了所有的使命。
企业的创始人很容易被他们的成就所蒙蔽。就像制作音频一样，销售量已经开始了，每个人都沉浸在喜悦中，忘记了所有的初衷，最终摧毁了品牌。中国制造业有很多这样的例子，都反映了中国企业家的急功近利和缺乏远见。如果万科能一直做好自己衣服的质量控制，他今天就不会有这一万字的告白。
“我是创始人”节目，“这是真正的核心，表演是手段”，这是泸州老窖董事长在节目恢复期间的一句话。后朗团队成员的表现反映了他们在商业战场上的真实一面，虽然也有一些炫耀的成分。这种“真理”包括对商业规则的漠视、对集体和权威的蔑视以及对功利主义的过度追求。总而言之，这个“真理”非常“中国化”。但在真正的商业领域，我更喜欢这种“中国特色”只是一种虚假的展示。
